姑妈试图反抗命运，她不吃不喝不讲话，在床上躺了三天也哭了三天。
祖父冷下心肠，硬是不理她。第四天早上，姑妈肿着眼睛起床煮了早饭，拿上工具跟着祖父到生产队上工去了。
1959年，老四已经病得没有医生愿意为他下药了。祖父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这根独苗就这么夭折，他到镇子上买回一本医书，日夜钻研。
功夫不负苦心人，终于找到了和老四病状相似的医案，下狠心开出双倍剂量的药方，到镇上药铺子里捡了药，拿回家熬好，撬开嘴巴给老四灌了下去。
三包药吃完，老四的病竟然好了！从此，祖父依靠自学成才，成为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草药医生，还考取了执照。
老四的病虽然好了，但是依然要我母亲天天背着他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家里无论什么东西、什么事情一直都是以“我最小，我有理”的态度来对待。
祖父的教育，哥哥姐姐们的劝说，都没有能够改变他心里头的这个“症结”。
村里头好多老人，都是眼看着我母亲四兄妹是怎样长大的，议论纷纷：“可怜哪！姐姐背着弟弟，四个脚一样长！”
有的直接对我母亲说：“别惯着他！你是他姐，又不是他妈！哪有这样的弟弟，整天赖在姐姐背上不下来，一放下来就哭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，把他背在背上就不痛不难过，一放下来就发作。你三天不背他，五天不背他，十天不背他，他哭任由他哭，自然就好，自然不再要你背他，你天天背到(着）他，被他压矮了，以后长不高的。”
大家说的都在理，也都是为了我母亲好。可是，我母亲心软，担心这个同母共父的小弟，父亲唯一的亲生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让父亲绝了后。再苦再难，依旧从早到晚，从春到冬背着他。
父亲和姐姐在生产队出工，大哥出去读书，祖母去世后，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孩子。
我母亲姐代母职，生怕老四被拐子拐走，卖去钓海参，或者卖给没生儿子的人家续香火，再也找不回来。一整天都小心的陪护和照看弟弟。
但凡有一个眼生的人从我们家门口路过，母亲都把老四紧紧护在身后，生怕一不留神让他被人拐走甚至抢走。
母亲还要见缝插针，抽时间洗衣服，晾晒、收捡、缝补全家的衣服，一日三餐煮饭煮菜也是母亲的“任务”。
1958年农历七八月间，我们家在“狗仔”伯伯家之后，也从江家坪搬到建家坪。
我们家的房子做了村里的食堂，借住在苏家表哥家里近一年。
“表哥”是陈氏曾祖母的亲妹妹的孙子，他的祖母就是大伯的姑奶奶。他们家是从小河竹搬到建家坪来的，他家的山在石壁漕。
一九五九年冬天，食堂解散，我们又搬回自己家的房子住，各家各户自己蒸饭吃。
1983年分山到户，我们家也分到一块田，左手边紧邻着我们的另一块田，就是1958年祖母去世时，我们家住的老房子的宅基地。
每次到田里干活，母亲在休息时，总是不由自主地提起她的妈妈，以及她的妈妈在世时那些艰苦却美好的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