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羽人(三)

国朝科举旧制,会试由十八房考官阅卷,分为优、中、差三等,优等试卷报主副考官复审,决定是否取中;中式举子殿试策论由内阁辅弼重臣与六部九卿会同阅卷,商议酌定名次,前十名报皇上御览裁定。可是,制科不经会试大比,二百八十六名应试生员直接殿试,比起以前每科百十位会试中式举子,就给那些参与阅卷的朝廷重臣增加了不少工作量。内阁辅弼重臣与六部九卿压下手头不急的公务,齐聚内阁值房,二十多人肩并肩地挤在一字排开的大案两边,集体审阅制科应试生员的策论。内阁首辅严嵩则因其子严世蕃应试,照例该当回避,如今已自觉地回到所兼任的礼部衙门处理公务了。

不过,这也是朱厚熜明确要求并一再强调的。概因这一次制科取士,一要直言时弊;二要提出改易方略,应试生员所提方略,那些出身翰林院的十八房考官不见得能看得懂,而且如若确系可行之策,接下来便要有司衙门施行,那些部衙堂官们早一点接触也有好处。

此外,由于制科不确定名次。朱厚熜提出,应效法会试初选之例,将试卷分等,优等八十名全部呈送御前,由他亲自确定是否取中。既食物君禄,便要忠君之事。皇上尚且亲为表率,谁敢在皇上如此重视的制科取士上殆废臣职?三月二十八日制科殿试结束,到了四月初二,内阁便呈上了拟定优等的八十份墨卷。

国朝积弊之多,多如牛毛,应试生员只要留心政务,便俯拾皆是。而且,被举荐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,生员们都是有备而来,所提建议无不切中时弊,言辞之激烈,比那些信奉“臣言已行,臣死何憾”的科道言官也有过之而无不及,不但将阅卷的那些内阁学士、六部九卿看得胆战心惊,就连早就有心理准备的朱厚熜也是冷汗直冒,却又不胜欣慰之至。

有的生员纵论国朝大政,所提建议高屋建瓴。比如朱厚熜如今最关注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、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,就有两位应试生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略,让朱厚熜读来忍不住拍案叫好:

其中一位应试生员提出,该当废除“铺户当行买办”之制,改为“招商买办”和“佥商买办”的建议。所谓“铺户当行买办”,即规定各行铺户必须轮流义务当差,替官府采办货物。办货的钱表面上由官府发给,但实际上,却往往并不给足,到底给多少,那就得看官员个人的品行、胃口而定,其间伸缩性很大。而大明朝的官员,大多数都是见了银子不要命的人,指望他们如数付款,实属痴心妄想。那么,不足部分就得由各行当值的铺户自己补足,由之造成的亏损,也得由他们自行承担。铺户畏惧官府的势力,只有忍痛认赔。这个制度实行多年,将各行各业的铺户们逼迫的叫苦连天;有办法的富商,总是贿赂当道,投靠官府,逃脱差役;那些没有办法的中小商人,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,甚至还有卖儿卖女,投河上吊的。铺户们不堪重负,联合起来歇业罢市的事情也屡有发生。

该生员认为,该废弛“铺户当行买办”之制,改以招商买办,“上有所纳,给予价值”;“着有司核定时价,价照时估,如数给予,是以国用既不匮乏,而商又得利。”若遇朝廷大宗采买,则“乞将年例钱粮办纳之数,以难易定其多寡,以迟速定其先后。多者预支十分之四,递减至一分。半年以内全给,一年以外先给其半。”

还有一位应试生员也议论的是这个问题。不过,他是从经济角度入手,畅论了朝廷对于商贾课以重税的弊端。

明朝开征商业税的名目本来就很多,而且税种愈来愈繁,税额愈来愈高。开店铺的有市肆门摊税;一应塌房、库房、店舍、停储客商货物的栈房,必须每日纳钞;驴骡车受雇装载货物,出入京城或其他城市的,每辆亦必要缴纳车马税。水陆通道,各设关卡税监,按照路程远近、装载货物多少,分别征收船料税、条税、门税、关税。其他诸如鱼课、酒醋税、牙税、香税、头匹税、落地税等,难以尽录。而且,上至宫廷皇室、朝廷户工两部,下到各省、府、州、县的官吏胥役,都向商人伸手,大小管道分别唆吸钱财,筹算及至骨髓,不遗锱铢。公私交征,黄台之瓜,何堪再摘?于是,商业遂陷于重困,商贾罕至、货殖不通,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。显而易见,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,实际上是自堵税源,破坏财政平衡的愚蠢做法,与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更是背道而驰。

该生员认为,“古之为国者,使商通有无,农力本穑,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,则农病;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,则商病。故商农之势,常若权衡。然至于病,通无以济也。”也就是说,农商必应相互倚赖,农与商虽然职业分工不同,但异业而同心,都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,都能够对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。明确提出了“欲物力不屈,则莫若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;欲民用不困,则莫若轻关市,以厚商而利农。”的主张,建议朝廷不能无视农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,不能忽视商力所能承担的限度,故此,必须在榷税制度上作较大幅度的改革,从整顿榷税制度,肃清巧立名目以增课,减少重复征税,严禁滥肆罚借入手,严申法令,革除积弊,抑平物价,减除中饱,限定税额,才有可能畅通物资交流,保证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,促进贸易繁荣。

看到这两份策论,使朱厚熜联想到了时务科经济科有两位进士的策论,一是建议朝廷取消商人“市籍”,准许商人自由经商;一是建议朝廷废弛“牙行”包买包卖制度,准许行商按地域设立会馆,自行觅主发卖。

所谓“市籍”,指的是凡要在城镇经营工商业的人,必须先到官府登记,取得批准,才可以“占市籍”。如果未获准“占市籍”而擅自经营工商业的,就属于违法,可以按照游民处理,或被驱逐或被拘捕。之所以朝廷要专门立有“市籍”,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控制和限制;另一方面则用以作为对占籍者征调各种繁重差役的依据。一些工商业户“占籍未及数年,富者必贫,贫者必转徙”,不少人因此只好被迫逃籍。

而坐地牙商包买包卖,则是行脚商人的一大苦处。行商扬帆载货,将本图利,比之要办理“市籍”,承担差役的坐商,固然多了许多自由;但一买一卖,都要受制于牙行,不经牙行,便不能购货,也不能发卖。牙行商人仗着有官府牙帖,坐收厚利不说,还将自己不得不承受的买办之苦转嫁到外来行商头上,甚至还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,恣意欺侮外来行商,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。该生员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险恶、手法之诡异,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结舌:

大凡商货初到,牙商照例宰鸡设宴,招妓演戏,殷勤招待。及至商货到了牙行的货栈之中,便任意把持,私行取用不说,还往往压住商货,不觅主发卖,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数月一年之久,仍不能将货物脱手。那些做行商的,哪一个不是把身家性命压在行情涨落之上,被牙行这么一压,好端端的热货便成了冷货,简直是要了行商的命。

按说商货跌价,牙行也并无好处,但他们一味招揽,自己做不来也不许行商自行发卖,到了货贱之时,牙行更是压着不发,却照旧要向行商收取客栈租金和俗称“牙用”的佣金。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经营,哪里受得了牙行这样折腾?只好任由他们摆布,赶紧忍痛将货物低价贱卖了事。说起来,行商之苦,比之坐地经营的牙商,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朱厚熜早就知道,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就已经出现,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,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两朝一直奉行“重农抑商”的基本国策,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,责以义务性的派买,横加盘剥;并对商人严加管理,出行要有路引,经商要有市籍。种种抑商的弊政不除,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绝无可能,更不用说是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。只是他并未深入研究过经商之道,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改革,这几份策论虽说都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,但结合起来,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整套方案吗?

因此,他毫不犹豫地在那两份奏疏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圈,准备等取士完毕之后,将之与经济科两位进士的策论一并交由内阁会同有司仔细研究,通盘考虑,拿出具体可行的章程,对明朝“重农抑商”的现行国策进行改良,至于要旨,也是现成的——“厚农而资商”和“厚商而利农”。

一次开制科和时务科取士,就解决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根本大计的问题,令朱厚熜感慨万千:看来,明朝并非没有可用之才,而是都埋没于草野之中,这一科取士,真是物超所值啊!

海瑞议复井田制的策论并未出现在那八十份优等墨卷之中,这本在朱厚熜预料之中,但想来想去,他还是有些舍不得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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