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难搞的是土坡。当时土坡是三街最苦的村子，十个工分才分得一毛(角）钱，收成好点的时候能分到一毛五分钱。
土坡地多田多钱不多，全靠东干渠修成之后才有粮食吃，之前都是靠红薯、木薯、玉米等杂粮来度日。
全村只有一口井。一个年级四五百人都到土坡去支农，每人每天洗脸漱口只有一杯水，个个都渴得喉咙冒火！
根本没有水洗澡，只能用毛巾打湿擦擦身，连吃水都喊节约，井水都挨打干了！
到老乡家里去，要么坐石头，要么坐草墩，大多数人都得站着。
支农一周后之后，大家身上都臭了。你想一想，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，被汗水浸湿透了的衣服，晒干又穿，连续七天不洗澡，不洗衣服，那个味儿……
当我母亲的同学们听说她是“富农子女”时，都非常地吃惊，而且高一年级400人中，只有她一个人是“出身不好”的人。
他们都很敬佩我母亲，觉得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子，才能通过那么多贫下中农的考验，保送进高中读书。
要知道，当时教育资源短缺，没有那么多的教室和老师，许许多多“根正苗红”的人都没有机会进入高中学习。
直到今天，还有当年的同学认为我母亲是百里挑一的女子。
读高中时，班里的团支书准备培养我母亲入团，她自认为还没有锻炼好，等达到入团的要求之后，再写申请书也不迟。
1972年夏，母亲高中毕业，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，和姑父、蒋老师等人一起教书。
大姑父和蒋老师工作时间长，资历老，是照队里最高的工分11分一天靠的，一个月有330个工分，10个工分可以分到一元五角钱到一元八角钱。
我母亲刚从高中毕业，资历浅，每个月只有27元工资，折合每天九角钱。
1958年~1969年，祖父为了偿还欠信用社的八百多元债务，一年只能给曾祖母几次零用钱，每次只有一元或者两元钱。
给曾祖母送零花钱的总是我母亲。先走路到大溶江，搭三毛钱的火车到严关，再走路回螺蛳塘老家。
曾祖母攒着鸡蛋，中午总是在我母亲的碗里埋两个荷包蛋。我母亲每次一定要夹一只到她祖母的碗里，两个人一起吃。祖孙俩互相推让，鸡蛋不凉是不会开始吃饭的。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曾祖母还煮三四个水煮蛋给我母亲带回家吃。其他孙子孙女眼鼓鼓的望着我母亲衣袋里的鸡蛋，曾祖母便推我母亲快走，免得他们上前来分食。
其实，他们常年生活在祖母身边，吃得也不少。只不过我母亲回去的次数少，一次吃几个鸡蛋，显得特别突出而已。
1969年还清了债务之后，大姑妈出嫁又要陪送嫁妆，我母亲和老四还在读书，家里经济仍旧紧张。
我母亲当老师后，给曾祖母的零用钱才固定为每月五元，直到她老人家去世为止。
每个月我母亲都会借一辆单车，送五元钱到螺蛳塘老家，给她的奶奶也就是我的曾祖母零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