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当时用的是16两秤，一两米折算起来只有31.25克。全家四口人一天一斤九两米，总共才781.25克，等于现在的一斤半米，还要分做三餐吃。
最重要的是没有油吃，不扛饿，人的肚子里总是饿的，给鬼抓癫了似的。早上饿着醒，晚上饿着睡，一整天就只想着吃东西。饿得难过了就用刀捶碎盐粒，喝点盐水充饥，然后赶快去睡觉，睡着了，就不知道饿了！
那时候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——吃一餐饱饭，死了都抵得了！
竹筒总是被孩子们用手指刮得干干净净，有的还要伸舌头去舔过一遍才甘心。
农历九月十月挖过红薯后，捡回来的坏红薯，又苦又带有强烈的樟木臭，好点儿的留给父亲和小弟吃，差的就是姑妈和我母亲直着脖子强咽下去。
挖的野山薯，顾不上拿回家来煮，抹掉黄泥扯脱须须，生山薯再麻嘴也不怕，感觉不吃马上就会死掉一样！
有的地方，有些人不认识哪些植物有毒不能吃，摘了野果回去吃，一家人都中毒死得绝门倒户，怎一个惨字了得！
老四三口两口把他的竹碗里的稀饭吃完，把碗舔干净，就眼盯盯地望着两个姐姐和父亲，直咽口水。
母亲心酸不已，她把自己竹碗里的稀饭，扒拉一半到祖父碗里，再把剩下的扒拉一半到老四碗里。她吃完那1\/4的稀饭，碗也舔得干干净净。
姑妈也把她碗里的稀饭，扒拉一半出来给祖父吃。她和我母亲一样，都害怕父亲死了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下，全家都得饿死！
祖父曾多次对人感叹说：“多亏有这两个女儿，我才没有挨饿死。”如果祖父饿死，我家只怕难逃灭门之灾。
为了活下去，不管什么野菜，树叶，树皮，草根……只要毒不死人，就往嘴里塞，肚里咽。
也许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 1960年的野果生得格外多，是寻常年份的两三倍，救了不少人的性命。
河里溪里的鱼虾贝类，被饥饿的人们吃得差点绝种，有的鱼类在1960年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这不是夸张，是惨烈的事实。
哪怕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祖父把家中仅有的一只生着蛋的老母鸡，拿到大溶江镇上换回43元钱，寄给大伯读大学用。祖父对祖母的一片真情，可见一斑。
古话说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可是读书是长期投资，而且是非常耗钱的投资。
我母亲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大伯学习上要用到一个工具叫计算尺，就要30元才能买得到。而村里的民办教师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8元或者20元。也就是说，需要一个半月不吃不喝不用，才买得起这把“尺子”。
当时祖父在生产队出工，十天一个假日，一个月三天假日，生产队放假休息。
不用出工的日子，祖父总是凌晨3点起床，随便吃点东西就上山挖草药，采草药。钩藤，红藤，乌藤，金毛狗脊，金樱子，枸杞子，钻骨风，黄桅子，九节风，野葛根，绞股蓝，野山楂……卖给土产公司收购组，换点钱供大伯读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