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伯父看在眼睛里，听在耳朵里，恨在心里。可是，他打不过正当壮年的继父。只有在继父把钱拿走后，上前去帮母亲擦眼泪，陪着她做家务，给她一点小小的安慰。
年少的大伯父知道，努力读书跳出农门，是他唯一的出路和选择。从小学到初中，从高中到大学，全班全年级全校最努力最勤奋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，一直都是他。
外人只看到了学霸令人羡慕的光环，看不到光环之后的努力和血泪，无奈与悲哀，磨难与奋起。大伯父，终于成长为我们家族解放后的第一代学霸。
等到1964年大伯父本科毕业，终于可以打得过祖父的时候，面对日渐苍老的父亲，他却再也打不下手去了。
1958年农历4月19，这是一个我母亲终生难忘的日子，年仅37岁的祖母病故。
祖母临终前拉着祖父的手说：“请你无论如何，要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。”从此，整个家庭的重担，全压在祖父一个人肩上。
祖母病了近两年，欠下一大笔债，单是向信用社借的钱就有八百多元。1958年的八百多元钱，比现在的80万还值得多！
1958年，祖父这样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出工，一天是拿10.5个工分，是我们村里工分最高的三个人之一。
祖父在平原地带长大，耙田犁地，插秧割禾，放水，打谷子晒谷子，背挑扛拉样样在行。来到山里头后，砍竹子和砍树他很快就学会了，烧炭也难不到聪明好学的祖父。祖父力气大，耐力又好，他能挑一担四百多斤一直挑到40里外的大溶江。
可是，扎排和搛排却是个技术活儿，又没人愿意教祖父。偏偏山里头的毛竹杂木和杉树甚至柴火都要靠水运运到三街(以前的灵川县城）或者桂林去卖钱，买米买日用品回来吃用。
解放前和解放初，祖父花钱请短工搛排。到了大集体时代，祖父不会搛排，就只能拿第二等的工分了。第一等的工分是11分一天。
在山外面种田的地方，十个工分年终能分到一毛几分钱到两毛几分钱，好点的地方能分到三毛几分钱，最苦的地方只能分到几分钱。
在我们山里面，由于是林区，十个工分一般能分到八毛钱到九毛钱，有一年分值高，分到1块7毛钱，整个镇的人都羡慕不已。
可是，祖母卧病在床，请医服药花钱不少；大伯父读高中，姑母读高小，两个人上学不能挣工分，还得花钱；我母亲七岁，天天在家倒茶送水，照顾母亲带弟弟；最小的老四不足四岁，自幼体弱，连路都走不稳。这么一大家子人，全靠祖父一人做事挣工分养活，经济窘迫可想而知。
祖母看病欠下一大笔债，为了还债，祖父咬着牙把大姑妈从学校叫回家来干活挣工分，只供大伯父一个人读书。
姑妈当时只有12岁，还是一个半大孩子，在生产队出工，一天只能挣三个工分。